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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由来及发展现状
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向环境过度索取,以化石燃料为主的高碳经济导致了全球严重的气候问题。全球科学界的结论一致认为,100年来气候变暖的原因除自然因素的影响外,还与人类的活动、尤其是与广泛使用化石燃料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关。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列入全球环境问题之首。迄今为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已经举办了15届,但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低碳经济”一词首次出现在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当时并没有给出低碳经济确切的定义以及相关的界定方法和标准,但“低碳经济”作为专有名词迅速成为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虽然全球都在谈论低碳经济,但它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目前的主流理解是:低碳经济指尽可能最小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体。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以及追求绿色GDP。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改变。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不断发展和延伸,“碳足迹”、“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随之应运而生,目前低碳经济已经涉及广泛的产业领域和管理领域。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特指温室气体尽可能低排放的新型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同时也是一个以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为目标,构筑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产业经济发展体系。通过改善生产流程,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低碳经济的产业链包括太阳能、风能和电能、建材节能、新能源汽车等诸多新兴行业。对我国而言,通过系统地调整体制,激励节能技术研发创新、应用低排放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来发展低碳经济,是行之有效的。这与以往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传统经济有本质的区别。
发展低碳经济涵盖整个经济活动,我国对碳排放制定了明确的控制指标。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的是:一方面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另一方面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随着经济不断扩展。我国将逐步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之间旧的高度相关关系,建立新的低碳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是世界各国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途径。以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将逐步迈向生态文明之路。
国际碳金市场的形成
低碳经济的市场交易被称为碳金交易,以欧元结算,指通过交易来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ERT)。碳金交易起源于《京都议定书》。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履行温室气体排放义务时,可以采取3种境外减排的市场化机制:
一是联合履约,通过项目合作转让已经实现的减排单位;
二是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实现经核证的减排量,大幅降低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费用;
三是排放贸易,指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的排放义务指标,以贸易方式(非项目合作方式)直接转让给另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排放权一旦成为市场商品后,可从对方购买到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将其用于减少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减排目标。
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碳排放配额转让贸易(ET)、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排放配额转让贸易(CER)和欧盟碳排放配额转让贸易(EUA)的市场价格均统一以二氧化碳的减排量折算。全世界统一以二氧化碳的减排量折算经济成本,对发达国家控制碳金市场有利。
发达国家会在全球贸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碳排放标准,开征碳关税,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准入制造障碍。欧洲气候交易所在碳金市场上表现最为活跃,美国正在奋起直追。2003年成立的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由于大投资银行的先后跟进,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碳金衍生品交易所和全球碳排放的基准价格市场。
资金与技术的瓶颈
人类社会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秉承“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发展阶段决定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更易受环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面临的生态挑战更严峻。为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低碳技术方面的研发,需要国际社会资金和技术的支援。
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转让,大规模采用发达国家已有的节能环保先进技术,就可以实现全球的减排目标。但由于知识产权等问题的困扰,资金与技术转让一直是国际气候谈判中最具争议的核心议题。受到科学知识、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三方面的综合影响,各国的切身利益始终隐藏在气候政治谈判之后,所以气候政治谈判也成为一场利益的角逐:如何占据低碳技术研发的制高点,如何获得全球低碳市场的更多份额。
目前90%的先进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联合国新千年大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0.7%的GDP援助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达到联合国要求的国家少于10个。美国已经联合欧洲17个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低碳技术共享和信息交流,旨在推动建立全球减排市场并加以技术垄断。
国际能源署估计未来20年内,国际社会需要在能源领域投入总额高达10万亿美元用于减排,才能实现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2度的预期目标。发展中国家是整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确保援助资金进入发展中国家用于建立减排项目。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否则,全球减排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国际气候政治的博弈
1988年,联合国环境开发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建立了一个权威性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机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作为国际谈判的科学咨询机构。这个机构拥有2500名专家学者,负责收集、整理、汇总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科学评介和建议,委员会的大多数专家和资助经费来自欧盟。
欧盟国家是世界核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输出国,十分注重集体机制的构建。欧盟通过积极斡旋,促成《京都议定书》生效。《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国际社会在共同减排中负有不同责任。《京都议定书》执行期限到2012年。随着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围绕重新制定世界各国碳减排量配额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以及各国家集团之间激烈的气候政治博弈正式拉开帷幕。欧盟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达成巴厘路线图,为“后京都时代”的国际谈判确立了基本框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后京都时代”将采取双轨制谈判机制来维护公平。无论人类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发展、发展规模,都必须考虑碳排放量的约束。
全球减排对主权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内政和外交的双重挑战,要达成共识,谈判难度非同一般。最终,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艰难启动。在美国和新兴大国的推动下,只是签署了不可或缺但又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风向要变,美俄关系又到了重大转型期?美俄外长将面谈
美俄外长将面谈,或为“拜普会”打前站?
5月12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通电话,双方商定将在5月20日至21日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其中还就美俄之间的近期安排,包括美方提出的领导人峰会的“拜普会”,朝鲜半岛、伊核问题等双方关心的核心问题。
外交无小事,任何一次小细节,都可能是某种风向的改变。
美俄关系的每一次重大转型时期,基本上都和全球转型时期高度契合。拜登政府主导下的美俄关系肯定会不同于特朗普时期的,但也不太可能完全重回奥巴马时代,虽然拜登的很多外交策略都是延续继承奥巴马政府的主体思路。
比如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战略”提升到如今的“印太战略”的升级版,但现实的是如今的美国国内阶级矛盾输出十分尖锐,拜登竞选上台时候的口号便有特朗普“通俄”的政治需求主张,对俄罗斯必须采用强硬态度,其实也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
从时间维度审视美俄关系的发展,明显可以看出美俄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局的改变,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俄罗斯的政策有着明显不同的倾向性。而俄罗斯基本上都是普京的20年。
美俄关系严重“退步”的时间节点,都是美国对外输出强势的阶段。2003年,美国决定把阿富汗战争扩大化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随后中亚的“阿拉伯之春”和东欧的“颜色革命”、推动北约扩容和支持欧盟不断向东试探扩张,这些都严重触及了俄罗斯的底线。
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忍无可忍的普京直接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反霸权演说直接向西方“宣战”。
至于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在美国和北约的“怂恿”格鲁吉亚袭击了南奥塞梯,并宣布获得了其主权。这种家门口挑衅的行为,直接被“以铁棍服人”为信仰的俄罗斯人一顿胖揍。
经过这一波的较量之后,美俄关系相当一段时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简言之,我不招惹你,你也别来招惹我。
2014年,美俄开始进入第二个周期。俄罗斯终于吞下梦寐以求的克里米亚,美国和欧盟开始疯狂经济制裁,包括将俄罗斯踢出G8等手段。随后俄罗斯强势介入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东部局势,特别是在特朗普时期接连被美国政客攻击的“通俄门”“间谍中毒门”。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俄罗斯采取了一定“以攻为守”的出击态势。
拜登上台后,美俄关系变好了吗?
没有,至少如今依旧是向对抗升级的方向在发展。
3月2日,美国以“间谍中毒门”为由,高调宣布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制裁。其中包括7名俄罗斯官员,14个与生产生化物品有关的实体,包括13间商业机构和一个政府研究机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3月17日,拜登公开称普京是“杀手”,普京反而邀请拜登举行网络“直播对话”的“一对一”较量,俄罗斯随后召回了驻美大使。
4月15日,拜登签署总统令,美国财政部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参与俄罗斯一系列债券及基金投资;对6家俄罗斯 科技 公司采取行动;宣布制裁32个被指“实施俄罗斯政府的意图,企图影响美国2020年大选、散播虚假信息及干涉美国内政”的实体及个人。
美国与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合作,制裁与克里米亚相关的8个俄罗斯实体及个人。波兰等一些欧洲小国也“跟风”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普京自然是选择毫不犹豫的反制,俄军方也开始频频安排军演,一时间东乌局势剑拔弩张,好不热闹。
5月10日,拜登表示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被黑客攻击的勒索软件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要“负责”。11日,普京立马向俄罗斯国家杜马提交关于废止《开放天空条约》的法案以示回应。
此外,美国指责俄罗斯“疫苗外交”,与中国一道严重威胁地区局势的稳定稳定,在叙利亚制造“人为的人道主义灾难”,“北溪-2”项目上对欧盟强制施压等问题上也是一件都没落下。
重建多边机制是拜登政府对外主要原则之一,而制裁则是拜登政府重要的几个外交举措之一,其作用是凸显美国跟欧洲在一些重大议题上的政策协调,特别是美国想重拾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北约丢掉的领导力。因此,包括路透社在内的西方媒体更是认为,华盛顿对莫斯科如今的态度要比特朗普时期更加鹰派。
那美俄外长的会晤,甚至未来可能成行的“拜普会”还有必要吗?
有,并且十分有必要。要知道在冷战时期,即使在美国和苏联多次差点就要爆发核战争的冷战时期,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专线一直也没断过。大国之间的博弈,需要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安全囊”,在这个默认规则范围之内,双方动用的一切手段和方式都是“合规合理”的,正是有这样一个安全的默认机制在才不会出现“误伤”避免事态扩大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中美之间如是,美俄之间亦是如是。美俄外长冰岛会谈本质上其实就是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翻版。双方关起门来,互相交个底,打归打,闹归闹,别出“大问题”就好。
拜登和普京都是混迹政坛数十载的老手,自然心照不宣。拜登上台后两国并非没有合作,拜登上台的第一通电话便是和普京共同敲定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普京在召回驻美大使的前提下,依旧参加了拜登组织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
不过美俄之间核心利益存在严重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信任基础荡然无存的前提下,想要打破冰冻期的困境几无可能,对于即将开始美俄外长冰岛会晤大概率又会被沦为一场充满博弈的政治秀。
(咙咚腔)
G0的G0世界
努里尔·鲁比尼(翻译:介生)
当今世界,从理论上讲,全球经济、政治治理大权握于G20手中。但实际上,全球领导力并不存在,G20内部纷扰不断,分歧严重,举凡货币与财政政策、汇率与全球经贸不平衡、气候变化、贸易、金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能源、食品和全球安全问题,莫不如此。说真的,各大国心里觉得这些问题是零和博弈而不是正和博弈。所以说,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个G0世界。
19世纪,英国牢牢掌握霸权,大英帝国供应全球公共品――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金本位和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英镑。20世纪,美国取而代之,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向西欧、亚洲、中东和拉美的广大地域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也主宰了几个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它为全球贸易和金融秩序定规,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
可如今,美“帝国”相对衰落,财政负担过重。而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还是现行全球体系中的搭便车者,在贸易、汇率和气候变化问题上,不想分担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责任。而且,虽然美元饱受非议,人民币还远远不是主要全球储备货币之一,更不用说主导性货币了。
权力真空的现状,加剧了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G20取代G7以来,其内部缺乏全球经济、政治治理领导力的状况。说实话,除了2009年4月伦敦峰会这个例外,G20简直成了另一个官僚主义的论坛,讨论的问题很多,达成的一致很少。
结果,全球经济大国老是在争吵,我们是需要加大货币与财政刺激力度呢,还是需要减小力度?关于是否应该缩小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以及汇率应在这一调整中起何种作用,也存在严重分歧。汇率紧张导致货币战争,最终可能导致贸易战和保护主义。
实际上已经死亡的不仅是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多哈回合,随着各国对波动的全球资金流和外国直接投资重新祭出资本管制,金融保护主义也正在抬头。同样,关于如何改革金融机构的规范和监管,也难有共识,至于如何改革以浮动汇率和美元核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更莫衷一是了。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同样也以失败告终,在新一轮全球资源争夺战中如何确保食品、能源安全这个问题,也充满了分歧。在全球地缘政治问题上,如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阿以冲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以及中东独裁政权转轨问题等,各大国也各有各的算盘,无法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来。
G20世界为什么成了一个G0世界呢?
第一,一旦讨论超出一般原则而深入政策细节,20个谈判者要达成一致,肯定比7个谈判者要难得多。
第二,G7首脑共同信仰自由市场创造长期繁荣的力量,信仰民主对政治稳定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而G20中的一些政府对在经济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法治、所有权、透明度等问题有不同看法。
第三,西方大国目前缺乏国内政治共识和金融资源,难以推进国际议程。美国政治两极分化严重,而且迟早得着手削减预算赤字。欧洲的当务之急是拯救欧元区,并且缺乏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日本在结构改革僵局里泥足深陷,经济注定长期衰退。
最后,中国、印度、巴西等崛起中的大国专注于管理自身发展的程度,远甚于承担国际金融与政治成本的责任心。
简言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同时具备政治意愿和经济能力,在全球舞台上贯彻其目标。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真空将鼓励那些野心勃勃、咄咄逼人的国家去谋求优势。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创立一个以经济而非军事为中心的新的集体安全体系上,缺乏高层次的共识,这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危险的。对于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安全而言,缺乏领导力和多边合作的G0世界,是一个不稳定均衡。